上海的城市传统与女性书写空间

上海，始终是女性议题生发和文艺创新的先锋阵地。从王安忆、奚美娟到朱洁静、柳鸣，从袁雪芬、陈薪伊到邵艺辉、周可，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文艺工作者在这里生长、出发、闪耀。开放多元、兼容并包的城市文化，不仅给予女性文艺工作者以自由发展的舞台，更是她们创造性思维的源泉，同时也以她们的作品和表达，参与塑造着这座城市的品格。她们以上海为支撑，以文艺为舟楫，引领着我们驶向更为辽阔、更为和谐的文明海洋。

在第115个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，澎湃新闻上海文艺推出“伊的艺术”专题，从文学、影视、戏剧、舞蹈、古典乐、音乐剧、脱口秀、艺术展览等8个领域，集中呈现近年来上海女性文艺面貌，向全体女性文艺工作者致敬，向她们杰出的工作致敬，向始终致力于各个领域的性别平等，消除偏见和歧视，致力于加深文明图景的所有行动者、发声者、拥护者，致以深深的敬意。

让我们从写作开始关注女性，写作曾在女性解放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力量，根据新文化史学者彼得·盖伊的研究，教师、护士和作家是启蒙运动之后，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职业自由的几种主流选择，而真正能够建立自我认知与主体性的“志业”，则非写作莫属。无论是“她们自己的时代”（伊莱恩·肖瓦尔特），还是“阁楼上的疯女人”（S.M.吉尔伯特 /苏珊·古芭），从思考“自己的一间屋”（弗吉尼亚·沃尔芙），到“如何抑止女性写作”（乔安娜·拉斯），都将女性的主体呈现与写作问题紧密结合起来。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一世纪，如果说女性的个人与社会处境趋于鲜明，趋于复杂，那么写作的创造性和主体塑造的能动性就依然重要。在当下的技术时代里，写作的方式或将面临巨大转变，但在言说自我的意义上，在“女权辩护”（玛丽·沃斯通克拉夫特）的意义上，女性与文学的结盟还有巨大的前景。

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经验最丰富的城市，女性的写作空间一直是它的重要标志。从现代到当代，无论是本土生长，还是客居来沪，上海产生过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女作家、作品。跨入二十一世纪，女性书写依然在强有力地定义上海文学的品格，接续文学传统。女作家的作品不仅呈现女性问题，更捕捉属于现代人的一切普遍的问题与主题。伍尔芙认为，优秀的写作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，这也可以被理解成，当女人在书写历史与人的问题时，也会展现女性特有的观念、气质和立场，而且这些观念、气质与立场往往更加可贵，茹志鹃的《百合花》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。在探讨“自我的根源”与穷尽世相人生两个层面上，上海的女性书写常常可以体现辩证统一。王安忆的《五湖四海》和《儿女风云录》等新作，持续不断地向当代历史出击，近年来，她的长篇小说的主角都以男性为主，但依然可以看到作者在对这些不同阶层的男性的塑造中，在书写时代的风云变幻之中，都含有一种“女性批评”的眼光和态度，这一角度容易被掩盖在历史写作的设定之下，因此也变得十分微妙。我们或许可以从小说的男主人公周围的女性身上加以体察，那些妻子、母亲、女儿、情人们是这种批评的部分的肉身展现，同时也是女性群像的塑造，仅仅在这方面的独特表现，已经和她的历史书写差不多精彩和有力了。

茹志鹃《百合花》

王安忆

加拿大学者莱斯利·克恩在《女性主义城市》一书中说，女性一直被视为现代城市的一个问题，正如她们在理性观念的发展中被视为“无序的”一样。上海为现代女性经验的生长开辟了早期的独属空间，延续百年，而对这些上海女性经验始终如一、孜孜不倦的书写者，当然也出现在上海。唐颖的全部小说可以用来定义“上海女人”四个字，她近年的作品《个人主义的孤岛》《淑女》等，时空更有所拓展，饮食男女，红粉艳伶，前世今生齐齐上演。我所了解的唐颖，在行走和写作两方面都惊人地勤奋，几乎总在路上，也在路上写作和发表，而她旅途中的奇思偶遇，片段灵光，总能折射回对于城市和女性的塑造中，“无序的女性”在唐颖笔下成为城市书写最重要的基石，既平和又坚韧。

唐颖《个人主义的孤岛》

滕肖澜《平衡》

女性作家来写当代社会最前沿的社会变化又将如何？滕肖澜的《城中之城》《心居》以及今年出版的新作《平衡》，每一部都抓住当代生活的重要主题，其细腻的日常书写又是从上海的城市文学的底色中来。总体来看，这种底色应是上海城市书写的重要动机之一，但为何这种底色独独由女作家们继承了呢？这还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。最近以来，她们对都市里的典型或非典型的职业与生活方式也有诸多关注，黄昱宁的《体面人生》，沈大成的《小行星掉在下午》，王占黑的《正常接触》，都从各自的感受出发，刻画新生代人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生存环境，这些感受和应对里包含着女性的身心能量，但没有人仅仅局限在性别视角中，女性书写原本就应该挑战一切意义上的偏见和匮乏，而对她们的写作中的人性关怀的特殊之处，其讨论还远远没有展开。

张怡微

王占黑

在潮流激荡的现代社会变迁之下，城市中的礼俗、传统和人情伦理实际是定义一座城市的文化“性格”的重要依据，谁都不会否认这正是女性书写的特长之一。从非虚构到虚构，无论是厚重如薛舒的“生命两部曲”系列，还是极简如李停的“小山与小山之间”，都将人的生存的基本尊严，以及几代人之间的情感纠缠，加以女性特有的共情观察与多元化理解。而张怡微的短篇小说从“女儿一代”的身份认知出发，建构世情与心态的细密曲折现实，她对于城市生活的变迁，空间与媒介的更替，青年人的记忆流转等主题的记录，已形成一份特殊的“文学史料”，更与已有的日常生活的书写传统（多数为女作家所建立）形成对话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上海这“女儿一代”的青年们，最早领略了新的艺术时尚及生活方式，从周嘉宁、顾文艳的新近作品中，可以读到在后发现代化大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奋进与颓废，他们或成为行为艺术般生活着的文学青年，或成为优等生文化意义上的世界青年，女性对这样的歧路有更多的敏感和自我省思，她们良好的艺术与学术修养大大拓宽了文学创作的资源与光谱。

这些作家与作品不仅各个绽放，而且在不同时代的情感结构的差异之下，更形成了有层次的对话与承接，可以说，只有上海的女性书写形成了这样一种丰富的层次与承接关系，其中有属于历史文化的“灵晕”使然，更重要的还是体现了当下文学创作的意义。女性书写几乎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文明传统，是风格与艺术，也是挑战和自省，这些源源不断的力量把我们引向对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阅读，作为一个读者，要向这座城市里一切的创造者“她们”致敬。